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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聯絡小組英方首代指「行政主導」無共識 特首「超然」欠法理│Steve Chan

2015-9-19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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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最近的「行政長官超然論」、「特殊法律地位」,還是過去幾年的「三權合作論」、「沒有剩餘權力」,以至到不時提及的「行政主導」,目的都離不開透過行政長官和行政機構,強化北京中央對港的話事權和影響力。傳媒和輿論難免側重於中方和特區官方的說法,但其實,香港的體制是否的確如此?行政長官是否真的「超然」又或「凌駕」於行政、立法、司法?

再說,行政主導、特首「超然」,是否合法合憲,是否合乎法理?

《852郵報》翻查資料,《信報》2007年曾刊出一則專題,訪問前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首席代表戴維斯(Hugh Davies),講述在香港過渡期間英方的觀察和觀點。他提到,共產黨領導層未必認同普選是保障法治和三權分立的條件之一,又指中國在蘇式法制下對三權分立的理解跟普通法有衝突。

戴維斯當時向《信報》指出,中英兩國從未就特區的體制達致任何共識,中方堅持行政主導,以及限制立法會選舉的範圍,是基於中方本身對殖民地體制的理解。

對於當時中國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的「三權合作論」,戴維斯表示,相信吳邦國未必能夠完全理解西方觀念中的三權分立。戴維斯認為,普通法司法區的法院都應該確保三權分立的原則,但在中國的歐陸和蘇式法制下對三權分立的理解,跟普通法的理解明顯地有衝突,更引發大家對法治的不同演繹。

他又形容,吳邦國的說法與中方1980年代的立場一脈相承,正要提醒港人,北京中央對特區選舉制度發展的底線,教人沮喪。

聯合聯絡小組是中、英兩國為香港主權順利交接而成立,戴維斯曾擔任英方首席代表。他透露,中方自談判開始時已經堅持香港須實行行政主導,原因是中方將殖民地政府理解為行政主導體制,同時又擔心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會,會做出引致不穩定的行為,因此,中英雙方從未就特區的體制有任何共識,而且雙方的目標一直存在明顯分歧。

他表示,為確保行政機關的支配地位,中方一直都堅持限制立法會選舉的範圍,而英方則力求擴大選舉的界限,以求政制更為民主,《聯合聲明》附件一中,「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這關鍵一句,就是英方代表游說中方接受所得的成果,但其後的12年半,中英雙方一直爭拗這重要的句子如何解釋。

他認為,不幸的是,無論爭取民主的港人如何理解,北京仍是堅持其原來目的,在港奉行和內地一樣的行政主導,西方觀點會認為普選是保障法治和三權分立的條件之一,但同樣不幸地,共產黨領導層未必認同這個目標。

而事實上,雖然中方人士以及梁振英都強調行政長官的確「超然」,但香港的憲制文件,包括《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及兩者的附件,都從沒出現過「行政主導」的字眼,反映中英兩國並無共識將其白紙黑字列明。中國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饒戈平日前會見香港傳媒之時亦只能夠指出,儘管在《基本法》中沒有「行政主導」的文字出現,但《基本法》就是按照行政主導的體制設計。

此外,主權移交前奉行的《英皇制誥》及《皇室訓令》亦無提及過行政主導。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的「4.26決定」,始首次在香港的憲制史上,出現「行政主導」一詞於官方性質的條文之中。

1980年至88年出任行政局首席議員的鍾士元,在其回憶錄《香港回歸歷程》中曾表示,中方對英國提出行政長官應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阻力不大,但對英方提出立法會全面直選則反對甚劇。他提到,英方背後的想法是假如中國政府九七後要干涉香港內政,渠道是經行政長官交由行政機關執行,為防範中央干涉特區事務,立法機關必定要全部由直接地區選舉產生,才能制衡行政長官。

外交官出身的戴維斯服務英國政府34年,除中國和香港外,亦曾派駐新加坡以及其他地方,1999年離開外交官生涯。他於1980年代曾獲派到英國駐北京大使館,1993年至97年期間擔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英方首席代表,自2005年起為英國的一家中國市場顧問公司的高級合夥人。  . ..

(撰文:Steve Chan)
 

延伸閱讀

  • 戴維斯:中方一直堅持限制立會 (信報財經新聞,2007-06-09,第5頁)
  • 饒戈平:港政治體制非「三權分立」 (連結至文匯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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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發表於2015年9月19日 上午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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