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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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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鳥,男,大學讀犯罪學和心理學;從小喜歡蒐集世界各地的都市傳說和恐怖奇聞,並希望將恐懼在人群中散播。facebook專頁: 恐懼鳥 Scary Bird

四篇關於各種犯罪的小文章(四):重新崛起的生物犯罪學 - 如果罪犯真的沒有自由意志?|恐懼鳥網誌

2016-12-27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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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最常遇到人們對犯罪學的誤解是,只有「心理學」才會扯上犯罪研究。而事實上,犯罪學只是從事研究犯罪一個很籠統的稱號。正如很多「母學科」包含很多「子學科」,例如經濟學有「宏觀」和「微觀」之分,「犯罪心理學」只不過是「犯罪學」其中一個分支,還要是一個很小的分支。

真正像古代神刀般能把犯罪研究一分為二的問題是:「究竟罪犯是受先天因素,還是環境因素所驅使?」先天因素可以指演化論、基因、大腦結構、體內化合物平衡;環境因素則指心理效應、社會結構、經濟和教育。相信前者的我們稱為「生物犯罪學」,而偏好後者的我們稱為「社會犯罪學」。

當然你未必會聽過「生物犯罪學」這一名詞,即使你是研究犯罪學的也很少聽到,因為我們二十世紀整個解讀犯罪行為的模式都建立在社會和社會學的模式上。我們相信犯罪是經濟和社會結構出現問題的徵兆;犯罪是一學習回來的產物,容易受朋輩和傳媒影響;良好的家庭和教育可防止青少年犯罪;不良的標籤會使一個人犯下不良的行為。這些理論不單止經過科學方法驗證,而且聽起來也「很合乎常識」。

相形之下,生物犯罪學就像大學舞會中的怪咖,不單止沒有人賞識,而且讓人避之不及,彷彿一說話就會令人不安。這倒不能怪責學者和傳媒,因為生物犯罪學過去的歷史真的跌跌撞撞,錯誤百出。

最早犯罪生物學的研究,開始於1871年的義大利,由一名叫朗布羅索的軍醫提出。朗布羅索在一所精神病犯監獄擔任精神科醫生,每天的例行工作不外乎解剖死刑犯的屍體,清理容器。直到某天清晨,當朗布羅索解剖一名大盜屍體時,在小腦的位置發現一個奇怪的凹位。

這一凹位像上帝啟示般大大改變了朗布羅索對罪犯的看法。他提出罪犯是在演化中「較低級的人種」,而從人的生理特徵可判定一個人是否潛在罪犯,例如過大的下顎、不尋常小的骨骼、飄忽的眼神。在朗布羅索之後,也有數個類似的理論嘗試由體形和腦部結構,去判定一個人是否「低等人」

縱然這種分類方式在我們眼中看來簡陋至極,但當時這種論調不單止獲得社會青睞(有什麼比侮辱罪犯為低等人種更爽?),而且也肯定了死刑的正當性(那些人是天生還需要復建嗎?)。直到後來統計科學發展得完善,科學家才從數據中證明朗布羅索的「外表理論」是錯誤。另外,因為這種看法和二戰納粹用來逼害猶太人的優生學很相似,所以犯罪生物學在這之後也一直聲名狼藉。

另一個犯罪生物學的發展阻礙是實驗科學的局限性。到二十世紀中期,科學家先後提出染色體變異和基因排序也會影響一個人的犯罪傾向。他們嘗試透過比較同卵雙胞胎和異卵雙胞胎的犯罪行為,判斷犯罪傾向會否遺傳。另一個方法則是觀察有犯罪歷史的父母的孩子,如果他們被領養到一個健全的家庭,長大後會否也呈現犯罪傾向。

但重點不是這些實驗的結果支持犯罪生物理論與否,而是我們單從描述已經看得出,要進行這些實驗的年期是多麼長,而且參與者又是多麼難找,以至於它們的結果常常被外界質疑,難以獲得認可。

然而隨著科技發展,我們愈來愈掌握人體神經結構的運作,愈來愈多實驗也可以在實驗室內完成,分子與行為遺傳學在科學地位日益高漲,犯罪生物學也得以重新成長,並逐漸獲得社會認可。

被《新科學人》評為年度好書的《暴力犯罪的大腦檔案》便介紹了當代神經犯罪學的重大發現。作者洪蘭除了提及一些我們己確定的犯罪生物學,例如腦部腫瘤增生會加劇一個人暴力傾向,還清晰地證明人腦的前額葉皮質、杏仁體、海馬迥、顳葉的過度活化或弱化會如何抑制一個人的智力發展、減低情緒控制力、甚至失去恐懼的情感,繼而使他們變得暴力或更大膽去犯罪。

但是未必所有人都樂於見到犯罪生物學成長,因為它的崛起為社會帶來一個頗令人不安的問題:「如果那些看不見的生理因素可驅使一個人犯罪,那麼我們的法律刑罰還有依據嗎?」

大家要知道我們的法律是假設了每個人也有充足的自由意志,但如果自由意志根本不存在呢?這是一個頗衝擊社會價值觀的問題。假設一個殺人犯因為前額葉腫瘤變得有暴力傾向,而切除它真的會使犯人恢復正常,嬌正價值觀,而這也是唯一的治療方法,那麼他還要為根本不能控制的行動負上責任嗎?

這個問題可以由兩個角度看。第一,一個人由出生到犯罪是一連串複雜的過程組成,涉及大量社會和生物因素間的互動。犯罪生物學的崛起只是確立生物和社會因素是一個對等的關係。雖然完全由生物因素引致的殺人案件是有,但還是很少數,所以我們的法律體制暫時可以鬆一口氣。

第二,法律的體制應該隨科學發現而改變,這是歷史必然的過程。環顧人類歷史,不少錯得離譜的判決方式一度主宰司法體制,例如歐洲的神裁法,或中國的滴血認親,但後來都因為科學發展而被廢除,引入現在可靠的鑑證科學。

假如神經因素影響人的行為遠比預期大,那麼我們必須接受這一事實,並不是逃避它們。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的基因工程愈來愈先進,控制不同行為因子的能力愈來愈高。有科學家預言在不久的將來,重複犯罪有機會像癌症和憂鬱症般變成一種臨床病,可以透過醫學來篩選並用藥物來治療。那麼到時我們的法律體制需有一場劇變,但結果是絕對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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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發表於2016年12月27日 下午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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