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報告未提首置盤細節是「學精咗」 憂港人以有色眼鏡看待公私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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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謀府生涯六載事與思(「浮桴記」十七之一)|特約轉載

2017-10-14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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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時事評論員練乙錚於2004年離任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後,把期間的經歷寫成共17篇的4萬字回顧。在首篇文章,練乙錚概述了首任特首董建華的施政作風與港英政府時代的分別。他認為,董建華任內的失敗政策,不但是出於董建華與特區政府,北京處理香港問題時亦犯下歷史性的路線錯誤。至於董建華本身的問題,其中一點便是不願相信學者的意見,靠著匹夫之勇與他認為的精英奇才提供意見,埋下官商勾結指控的伏線。)

二零零四年七月五日,我被香港特區政府革去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職務。此前,我對時局已心灰意冷。二屆特區政府成立、主要官員問責制出台之前,我向董先生指出體制改革要審慎,不要採納一些明顯削弱施政效率的建議;梁錦松「買車事件」發生後,更在組內提出董先生要採取果斷做法,以挽救特區政府管治威信。可是,這些建議不幸都未被重視、接納。目睹特區政府管治危機日甚一日,錯誤層出不窮,社會動蕩不安,無奈自己言路已塞,遂萌去意;及至政府勒令我停止工作,我反倒如釋重負。「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在思量何去何從之際,記起孔夫子這句話,意念泛起心頭:何不趁機實現一個多年來的夢想?於是坐言起行,退了房子,把僅有的一些書籍和財物寄放在朋友家,九月中飛到英國學習帆船遠航的知識和技術,把一切政事和仕途中的不如意盡拋諸腦後。

不過,心緒安寧很短暫。十二月的一次實習航行途經法國西南面 Cherbourg港,有半天時間停留。我上了岸,在附近海濱公園蹓躂。公園正中是一座古老宏偉的塑像:拿破崙豪邁地坐在馬背上,左手緊握韁繩,右手揮向彼岸英倫三島,像是引領着浩蕩大軍,可是馬兒受驚,竟想轉向而去。石灰石造的台基四面刻滿了古戰場的名字:Austerlitz, Jena, Friedland…,記錄着這位英雄的豐功偉業。但是,歷史告訴我們,拿破崙不智地超越了極限,滑鐵盧一役,令他一蹶不振,一生功業以失敗告終,到頭來他豢養的牲畜比他聰明。我站在塑像前,想起回歸年的特區政府領導不也是雄心萬丈,可是後來在政策上一意孤行,一錯再錯,乘載着這個政府的人民不願跟它走;遂有零三、零四年的慘淡和零五年的落索。在回程的夜航途中,我心潮起伏如英倫海峽的波浪。抵達基地之後,有好幾天在課餘時間想了又想,最後決定明春回香港之後會寫文章,把我在中央政策組工作六年的觀察和心得整理出來,分析特區政府、董先生和他的領導班子在政策和管治上失敗的徵結所在,若僥倖能有一得之見,也算是我對香港和特區政府盡的最後一份責任。年初,我父親大去,我從英國飛到加拿大奔喪,辦妥他的身後事之後,陪伴母親在渥太華小住,每天到市中心公立圖書館埋頭書寫,完成了近四萬字的回顧和總結。

近四萬字的回顧和總結

首先,我試縱論特區政府在經濟、政治、社會三方面政策失誤、引致管治根基削弱的主因。著墨較多是在政治,多少反映「九七回歸」是政治事件這一歷史事實。在敍述若干具體政策形成和出台背景時,少不免要提及我任職政府六年當中的一些人和事,以助讀者明白為什麽那些政策大部分願景良好,卻終歸或為大眾唾棄、或以失敗收場。我不認為這許多的政策失誤,問題都出在董先生或特區政府身上。在政治方面,我認為錯誤的根源主要在於北京處理香港問題時,犯了歷史性的路線錯誤;這不僅把香港和特區政府害苦了,還大大地損害了香港正統左派,特別是當中有識有能之士的利益。在縱論政、經、社三方面之後,我將以專文評論十分重要的「主要官員問責制」。然後,我會花一些篇幅論述董先生的為人、處事和領導風格。最後,我將以比較輕鬆的筆調憶述我在政府工作六年當中的一鱗半爪;此部分甚長,近一萬字。我沒有本事提出一條讓香港徹底走出物質及精神谷底的必由之路,惟行文之際,常不得不引入很多主觀意見,是對是錯,只能讓讀者評說。因為我離職之後還要嚴格遵守〈公務員保密條例〉,很多有用、有趣的材料,在寫此組文章時都一一割愛,請讀者原諒。

先談經濟。坊間這方面的評論已經很多、很好,難有新意,所以我在本文只提一大圍重點,不及其餘;對某些具體經濟政策事例的評論,留待以後的一些篇章去提出。董先生在九七回歸的喜悅中,以亢奮、積極的心態接手管治香港,同時迅速明確地提出一系列發展經濟的目標和具體策略。這個架勢,無疑與港英時代的做法和哲學大相徑庭,論者每以「大有為」三個字概括這個架勢和後面的領導心態和管治理念,從而推斷這些經濟政策必然失敗。後來,很多這些政策果然失敗了:有的無疾而終,有的焦頭爛額。這是不是都拜「大有為」所賜呢?

替大有為小翻案

主流經濟學認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政府搞經濟,無為勝有為、小有為勝大有為。普遍和局部均衡理論嚴格地從正、反面證明了這個源於亞當斯密的論斷。兩百年來,世界上很多開放型的自由經濟成功了、很多封閉型的指令經濟失敗了,更充分說明這個論斷在實踐面前可靠、有力。不過,例外還是有:日、韓、台、星、馬、以色列,以至近十年的愛爾蘭和北歐諸國,推行市場經濟的時侯,都有很強的政府行為,經濟也發展得相當成功。佛利民說,那是 in spite of 政府干預,不是 because of,立論精闢,但我未敢時時處處完全苟同。在適當的情況下,在某些時段裏,某種強力的政府行為,特別是在人本資源的開發、大型基礎設施的配備和更新等方面,也可以有很正面的經濟作用。舉一個例:芬蘭的工業藝術有很好的文化基礎,政府看準了歐洲有市場,於是大力投資這方面的人力和基建,結果很成功,今天芬蘭的商品設計世界一流,政府可記一功。一般來說,政府行為效益高低,除了看它懂不懂經濟干預的理論之外,關鍵還在於對本國及主要相關國的經濟有多少認識和對干預有多少經驗。

我打一個造橋的比喻。好的工程師,配備了現代化知識、儀器和工具、掌握了架橋地點附近河床地質構造和水文資料,完全可以計算出橋躉最好打在那幾點上面。若這些資料不具備,則可用簡單的古法:在上游投下巨石,任由水流沖引,巨石最終停留不動處,便是河床堅固、水文有利於打造橋躉之點。這個方法不一定最精密,且有所謂多均衡點問題,但好處是資訊要求低。港英時代的「積極不干預」,好比古法築橋,政府不必很懂香港和相關經濟的特質、結構和政策參數,已經可以應付裕如。事實上,據我當時觀察,政府也確實不很懂;不僅政府如此,連大學裏頭所累積對本地經濟比較堅實的研究結果,相對於日、韓、台等地,也少得可憐;這種情況,至今無大變。但這正正是實踐「積極不干預」的好處:政府不必知道很多,眼光不必很獨到,本領也不必很高強,已經可以通過「無形的手」取得也許是最好的效果。

介入政策匹夫之勇

可是,九七之後,領導者要大有為,有關部門卻嚴重缺乏支持和落實這種迥然不同的經濟哲學的研究能力、知識、經驗和建制,結果可想而知。這不是公務員的錯;要長跑家跑短途,或者要舉重的去跳水,怎麽可以呢?九八年我進政府工作,一位公務員同事告訴我,整個政府裏頭,有前沿研究能力的人,屈指可數,能搞嚴格經濟研究的,更是鳳毛麟角。不僅如此,在急於上馬之時,政府領導層卻根本沒有意識去補救這種錯配或不足。還記得九七年某日,董先生已經當選,在他南區的家做東道,賓客有大商賈、高官、學界名流,我當時已任《信報》總編,也敬陪末座。談笑間董先生對大家說:「學者的意見要聽聽,但不能相信。」雖是當時戲言,但其後幾年我觀察到他的確如此。沒有學術可提供的嚴格客觀分析,也沒有相適應的公務員系統可賴以實踐,董先生的介入政策實乃匹夫之勇;他於是只能倚靠一些他由衷認為是愛國愛港、肯承擔、道德情操高尚的血緣精英和商界奇才;但這些人大多非博學多聞,更談不上雄才大略,只知根據主觀意見、個人經驗、甚或自身利益,提出一個又一個「中心」建議,結果董先生推行的經濟政策不僅成少敗多,還為後來「官商勾結」的指控埋下伏線而不自知,真是可嘆亦復可憐!

偏離「積極不干預」,理論上已令香港經濟風險大增,猶兵行險着,但如果領導班子有足夠知識和專業行政力量支持,加上一點運氣和市民的善頌善禱,未嘗不可替香港殺出一條血路。可是,領導取向與執行機關能力錯配,終令特區經濟政策景願雖然宏偉、到頭來一籌莫展。在這點上,董先生是有責任的。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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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發表於2017年10月14日 上午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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