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家驊批李飛言論對港人不公 香港現今問題難用23條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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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社會政策倒退 階級矛盾上升(「浮桴記」十七之六)|特約轉載

2017-11-18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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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時事評論員練乙錚於2004年離開政府後,撰文回顧出任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時的經歷。練乙錚於第六篇文章提到,時任特首董建華於《施政報告》提到的社會政策,僅是零散的政府行為敘述。相反,港英政府對社會政策的關注更甚,反映出十分注意社會矛盾、十分小心調和社群和階級衝突。在中國,因社會或經濟原因引起的示威人數逐漸增加,練乙錚料香港也會朝同一方向走。特區政府不知問題所在,缺乏健全的社會政策,不禁令人懷疑如何長治久安。現轉載全文如下。)

繼經濟和政治之後,我要談社會政策。儘管有嚴重錯誤,特區政府政治和經濟政策還很清淅,但社會政策則是模糊之極。董先生歷年來的《施政報告》中有關社會政策部分,都只是零散的政府行為敘述,遠未上升至哲學的層面;社會政策因而未能進入領導層的總體政策思維之中,在其他政策的制定過程中與之互動。

相比,港英時代的社會政策雖每被論者指為「不含惡意的疏忽」,但其實是疏而不忽;其對青少年的康樂活動、對社會工作、對基層政權建設、對低下階層的居住和生活保障等問題的注意,都非特區政府所能及。當然,港英政府這些方面的關注,無一不是與其終極關注、即殖民政權的穩固息息相關,而不是對其管治的人民的利益有更深承擔。特區政府大概因為香港已經回歸,已無政權穩固的問題,又因為控制與影響其政策大方向的人盡是商界精英,很自然覺得各種社會問題既非致命隱患,亦非自已所處階層切膚之痛(環境污染除外),所以不予重視。舉一重要政策為例,港英推行高地價,造就了一批富人,可是,中下階層居大不易,港英於是又發展大規模公屋、居屋計劃,以緩和其土地政策會引致的大多數人居住環境貧民化。當時,由民間和政府共同主導、實際上仍然是政府主導的房屋委員會,就是用以進行部分社會財富再分配的重要機制。此例顯示港英十分注意社會矛盾、十分小心調和社群和階級衝突,起碼在七十年代起便如此;可以推斷:這根本就是港英殖民統治後期的社會政策中心思想。與之相反,在九十年代後期,在市民收入差距擴大、大批低教育人士移民來港、最低收入人口絕對貧困化的情況下,特區政府竟決定收縮房委會,並將主席一職收歸房屋局局長兼任,就顯出它在社會政策一個重要方面的無知、倒退,更在這次政策改變的內部過程中暴露出它是如何受制於一批不惜竭澤而漁的地產商了。

不能沒有階級分析

談社會政策,特別是談貧困化、財富分配等問題時,我們當然要倚賴主流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專門科學在這方面的論述和實證研究,但也不能忽略政治經濟學階級分析所能揭示的真相。讀者也許覺得講階級分析,是不是回到馬克思主義了。其實不是的。主流經濟學是經世濟民的大學問,只不過不少學經濟的人把視野縮小,把它當成生意經濟學來讀,完全站到資本家一邊看問題而不自知,有些更忘乎所以,差點沒變成「資產階級的乏走狗」。事實上,幾乎所有最偉大的主流經濟學家,包括自由派的佛利民,都重視階級矛盾、貧困化和收入分佈問題,只不過他們都認為,在自由經濟和民主政體的兩大前提之下,階級利益衝突可以透過市場自然調節外加適當的財富再分配政策予以調和(後者例如佛利民倡議的「負入息稅」);主流經濟學的基石、福利經濟學三大定律的第三律,嚴格揭示和證明了這是可能的。從阿當斯密起,經濟學對資產階級早有客觀而清醒的看法:這個階級的成員一般是貪得無厭的,不過,他們最能發展生產力,其利益大致上和社會整體利益一致,因此任何政府都不應以對付、打倒資本家為目的,而僅僅應該設定遊戲規則,讓資本家的謀利行為在有序、透明、公平和受公眾適當監察、法律合理制約之下進行。特區政府特別是在有關財富和機會分配方面的社會政策,欠缺的就是這些重要而全面的政治經濟學思維,背後的原因,是和九七後香港基本上一面倒受一眾大商家影響和管治這個現實分不開的。

也難怪特區政府欠缺這方面的意識。整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都不再重視這個問題,只因鄧小平說了一句話: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句話很對,至今亦然;但我們不能忽視如下現實:中國急促變成「世界工廠」,一方是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另一方是全中國的勞動人民,中國政府拼命向全球招商,共產黨變成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買辦階級。

希望中共不墮落

如果中國經濟自由、政體民主,則我剛才說過,階級利益衝突可以透過市場自然調節,外加能反映勞動人民意願和需要的財富和機會再分配政策來化解,達至社會相對穩定。可是,中國這兩個政經條件一個未成熟、一個未具備;階級利益衝突嚴重化的話,還要極力保持穩定,則國家必然走向資產階級高壓專政,即所謂法西斯主義了。我希望一個以爭取勞動人民利益起家的共產黨不至墮落如此,但從大歷史角度看,這是大有可能的事,擔心並非多餘。中國政府官方數字顯示,全國各地因社會或經濟原因引起的示威人數正在增加。

如果中國繼續朝這個方向惡化,影響所及,香港起點儘管不同,也會朝同一方向走,好不到那裏去,因為香港自己也未能從體制上或政策上處理好政治與經濟之間的矛盾。此點亦非空言。今天,香港大中小企業、管理及其他專業人口不斷北移,中上和中產階級勢將空洞化,中下階層人數相對增加,而很多事例顯視社會流動不如以往暢旺,故兩極分化、固化難免。香港六十年代高度工業化之際,港英幾乎走向法西斯,後來急搞矛盾調和,暗中關注、化解。特區政府不知道有這個問題存在,連愛國工會也往往為了追隨國內的政治正確,只提貧困化,不敢正視原因,則化解矛盾動力何來?迷信「明天更好」,一味要求穩定而沒有健全的社會政策,特區政府如何長治久安?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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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發表於2017年11月18日 上午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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