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速戰速決,結果害了警隊!|王陸|關公拆局

香港革新論

-《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為香港前途而戰。

「反送中」是一場香港自治運動|香港革新論

2019-11-1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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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自由世界將如何應對流水革命?香港人這一場「流水革命」,繼續牽引著全球目光。全世界人都在看,想知道香港人為何能團結抗爭5個月,依然堅定不移。

要理解今天的香港,我們應該從這個前提說起:香港人是尋求自治的「無國家共同體」(Hongkongers are a stateless nation struggling for autonomy)。只有認識到這個前提,我們才能理解「流水革命」作為香港自治運動最新篇章之時代意義,進而思考中國和自由世界將如何應對香港人的自治訴求。

香港人團結爭自治

按大師Michael Keating在《Nations Against the State》的經典理論,「國家」(state)和「共同體」(nation)是兩個不同概念。前者指建基於主權的政治行動機器,後者指按照共同血緣(common ethnicity)或共同價值(common values)建構而成並尋求自治的政治社群。概念上,共同體不一定有自己的國家。當共同體和國家完全(或大致)重叠,這就是我們一般理解的單一民族國家(nation-state),例如日本;當共同體沒有自己的國家,就會尋求在現有國家內實現自治,甚或爭取獨立建國,例如加泰人、魁北克人、蘇格蘭人。

歷史上,香港共同體之形成,始於1949年中港邊境管制確立後,改變了香港開埠百年來華人自由進出之情況,令香港得以逐步發展出獨特的身份認同。與此同時,戰後香港經歷了「非正式的權力下放」(informal devolution),倫敦逐步允許港府建立起各種自治權,鞏固了香港共同體之制度基礎 —— 這些自治權更在1984年由《中英聯合聲明》以國際法確認(de jure recognized)、然後在1990年由中國人大頒布之《基本法》以國內法予以成文化(codified)。到了1997年7月1日,英國人除了將香港主權移交予中國,實際上也移交了一個初生的政治共同體 —— 這個共同體的名字叫「香港人」。

不幸地,香港人和中國從一開始,就對一國兩制有截然不同的理解。香港人追求的,是在一國之下永續兩制;中國卻視兩制為過渡,最終走向中央集權之一國。此一根本差異,決定了1997年主權移交後,香港人時刻需要捍衛自治,不斷抵抗中國之干預和吸納 —— 由2003年反廿三條運動、2010年反高鐵運動,到2012年反國教運動和2014年雨傘運動。諷剌地,中國越加強吸納香港,香港主體意識卻在反抗之中壯大。

在這個脈絡下,我們就能理解到,「流水革命」實乃香港自治運動之最新篇章。對大多數香港人來說,《逃犯條例》代表著中國蠶蝕香港自治之新嘗試,旨在拆除中港之間的法制防火牆。要不是大批香港人在6月12日包圍立法會、以及美國跨黨派議員在6月13日重提《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中港政府才在本地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壓力下,在6月15日暫緩《逃犯條例》。

但整場《逃犯條例》風波,已引發香港人對失去自治的深層恐懼,促使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克服長期以來和勇之間的路線分歧,攜手合作 —— 由前線勇武抗爭,到和理非後勤支援。換言之,「流水革命」發韌於反送中,卻快速發展為新一波的香港自治運動。對不少香港人來說,除非能夠建立全面代表港人之自治政府和議會,《逃犯條例》以至任何對香港自治之蠶蝕,隨時會捲土重來。

中國推進霸凌模式

香港人之自治訴求,已經在「流水革命」中清晰表達。但香港之政治未來,始終受制於中國的對港政策。

多年來,中國面對香港人的自治訴求,立場一貫清晰,就是加強集權專制操控(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controls)。廣泛而言,中國對香港施行之集權專制主義,乃延伸自中共黨國對中國邊陲地區(包括新疆、西藏、滿蒙)之同化吸納政策;而此一政策,則源自中共對1991年蘇聯解體所汲取的教訓。2012年,習近平政權開始在香港力推集權專制主義,此趨勢跟中國對西藏人和維吾爾人之強力同化政策同步。

但中國的對港政策,並非只是直接施行集權專制主義那樣簡單。到目前為止,中國管治香港的模式,仍不同於西藏和新疆(中共黨國仍未直接管治香港);香港人所面對的同化壓力,仍比西藏人和維吾爾人來得溫和(香港人仍未被關進再教育營或受社會信用系統監控)。當中原因顯而易見,卻常常被忽略,就是維持一國兩制下某種形式的香港自治,非常符合中國本身的戰略和經濟利益。

中港權貴總是吹噓「香港依靠中國才能生存」,但事實上卻是「中國經濟依靠香港金融才能生存」—— 香港是中國最主要的境外投資來源地(2018年香港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金額為961億美元,佔中國 FDI 總數74.7%)、最主要的境外上巿集資地(2018年中國企業在香港的IPO金額高達35萬億美元,佔中國企業境外集資總額79.6%)、最主要的境外銀行貸款來源地(2018 年香港各銀行對中國大陸銀行和非銀行客戶的淨債權總額高達 910億元美元)、最主要的境外債券融資平台(2018年中國企業在香港發行的美元債券總額高達723 億美元,佔中資企業境外發債總額的64.2%)、最主要的境外人民幣交易中心(2018 年香港佔全球人民幣境外交易量的79%)和最主要的境外私人財富安全港(2018年香港各金融機構管理的資產總額達3.1萬億美元,估計大部分為中國權貴的資產)。而香港對中國的巨大金融價值,只有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才能發揮,特別是當中的普通法制度、與美元掛勾的港元、資金自由流通等等。

香港實乃中國經濟賴以呼吸的「金融肺」,其金融角色對中國來說難以取代。其他中國城巿例如上海和深圳,由於缺乏香港廣為國際認可的自由巿場和法治,至今仍無法取代香港 —— 上海自貿區之失敗,未能做到當初信誓旦旦的貨幣和資金自由流動,不過再次證明中國始終找不到方法,去減低它對香港金融之依賴。

中國既要在香港推進專制集權主義、但又非常依賴香港金融,遂促使習近平政權自2012年起,採取了「我全部都要」的「霸凌模式」(take-all approach)—— 即一方面要換掉香港自治的內涵,施加更強力的專制集權操控;另一方面則保留一國兩制的軀殼,以更充分利用香港為其服務。這些年來,中國在香港推進「霸凌模式」,其實一直頗為順利,包括成功取消大批反對運動領袖的參選資格和議席在銅鑼灣事件和肖建華事件上跨境執法取締香港民族黨在西九高鐵站實行中國法律等等。儘管香港本地和國際社會,都曾強烈反對這些決定,但始終無力阻止中國上下其手,一方面逐步淘空香港自治、另一方面利用一國兩制軀殼為其政權利益服務。

由此路進,我們當能明白「流水革命」成功阻擋了《逃犯條例》,實在意義非凡。因為這是中國自2012年推進「霸凌模式」以來,首次遭逢挫敗。在本地抗爭和國際施壓下,中國先被迫暫緩《逃犯條例》,其後再被迫正式撤回草案;其「霸凌模式」最終撞上牆壁,不但無法再推進,更加暴露了中國在香港的潛在限制。

首先,「流水革命」暴露了中國難以在香港動用解放軍(包括武警)。由於中國嚴重依賴香港金融,加上顧忌自由世界特別是美國的可能反應,動用解放軍血腥鎮壓香港示威,對中國來說成本實在太高;有趣地,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後來在一個場合的發言,更權威地證實了中國的顧慮。換言之,全憑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不致成為天安門、烏魯木齊和拉薩。

第二,「流水革命」暴露了中國賴以控制香港的代理人網絡(local collaborator network),無法壓服團結一致的香港民眾。由於動用解放軍(包括武警)的成本太高,中國只能依賴其代理人網絡,特別是香港警察,去平息「流水革命」。自6月以來,香港政府就採用了「準軍事警察政府模式」(paramilitary police-state mode),試圖以無差別濫打、濫捕和濫告示威者,來阻嚇巿民繼續參與示威;同時動員親中商會、政黨、社團高調撐警,並組織各種反示威行動。這種多管齊下的分化打擊策略,目標是要分化勇武派及和理非,然後再將之逐一收拾,基本上就是5年前應對雨傘運動策略

但這次勇武派及和理非汲取了雨傘運動失敗的教訓,一直堅持「不分化不割蓆」的原則,團結一致對抗政權。到目前為止,儘管政府已濫捕了超過2000名巿民、濫告了200名示威者暴動罪,整個運動仍能保持韌力。相反,警察鎮壓已引發強烈的民眾反彈,正在摧毀中國在港整個代理人網絡的認受性 —— 中文大學在10月中進行的民調顯示,52%和49%的受訪者在信任度上,分別給予警察和香港政府「零分」。除非「流水革命」的支持基礎出現戲劇性變化,中國要單靠代理人網絡平息示威浪潮,恐怕是緣木求魚。

當「解放軍牌」(威脅血腥鎮壓)已失去威懾力、「代理人牌」(準軍事警察政府模式)又在自我毀滅之中,中國手上的牌其實所剩無幾,正面臨越來越大的讓步壓力。在這個脈絡下,我們就能理解為何在9月時,中國會答應五大訴求其中之一,正式撤回了《逃犯條例》,以至在近期放出撤換林鄭月娥的風聲。

本地和國際社會要求中港政府答應其他四個訴求(包括獨立調查警暴、收回暴動定性、撤銷示威者控罪和落實雙普選)的壓力正不斷增加,但中國的困局在於若然答應這些訴求,不但等同放棄其操控香港的霸凌模式,更會衝擊習近平的個人聲望。既無法平息示威浪潮、又不願意再作讓步,中國已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局

自由世界重返香港

「流水革命」的其中一個重要影響,是重現(re-surfaced)自由世界作為香港自治的持份者角色,呈現了香港作為「國際自治政體」(internationalized autonomy)的複雜性。

基於兩大原因,自由世界國家在香港自治問題上,正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第一,中國對香港的集權專制操控,已嚴重破壞香港長久以來的自由法治傳統,迫使自由世界國家必須站起來,自行捍衛其在港利益。2016年的銅鑼灣書局事件和2017年的肖建華事件,已警示自由世界國家,香港的獨立管轄區地位已出現裂痕。直至本年初更爆發了《逃犯條例》風波,一直保障本地和外地人的中港法制防火牆面臨被拆走,終於引發在港外國商會(包括國際商會香港美國商會北歐商會)和自由世界國家領袖(美國政府和國會歐盟28個國家英國和加拿大政府七大工業國集團領袖)的全面反彈。

明顯地,《逃犯條例》風波對自由世界國家的最大教訓,是不能再指望香港政府會保障其在港的利益,而必須自行站出來。

第二,由中國影響力擴張,所引發的地緣政治變化,正促使自由世界國家改變其對香港自治的立場。近年,中國透過經濟投資境外統戰工程,積極對外擴張影響力,令自由世界國家必須回應。在這個地緣政治脈絡下,香港由原來連結中國和自由世界的地緣政治中立地帶,轉變為抵抗中國影響力擴張的最前線。美國對港政策在過去數月急速改變,就是最佳的說明。

今年初,時任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高調宣示,香港自治對美國的自由開放印太戰略非常重要;隨著反送中升溫,美國政府和國會領袖全面支持香港的「流水革命」,包括白宮高層多次接見香港民主運動領袖將香港納入中美貿易談判議程眾議院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等等。隨著中美新冷戰在貿易、科技、安全等多方面全面開打,香港自治也成為中美攤牌的新戰場

總而言之,香港自治不止是國內問題,也是國際問題。過去幾個月,《逃犯條例》風波已充分證明,香港自治的未來,不單取決於中央地方互動(central-local dynamics),也受制於全球地緣政治(global geopolitics)。自由世界國家,特別是作為全球領袖的美國,將如何應對香港人的自治訴求,必將影響香港之未來。

如何發揮弱者槓桿

香港自治之未來,取決於香港人、中國和自由世界的三方複雜互動,而每一方又受制於一系列相互關連的變數,因而充滿不確定性。

中國對香港自治之應對,始終取決於其控制香港之實力和資源,當中涉及了一系列的變數:經濟債務危機和資本外逃,會否衝擊中共黨國之穩定性?中國能否有效維持和掌控在香港的代理人網絡?中國又能否應對多個中國邊陲地區,包括新疆、西藏、香港和台灣,同時出現不穩?這些變數互相影響,將決定中國能否集結足夠實力和資源,去繼續推進(抑或被迫調整)其對香港自治的「霸凌模式」。

自由世界對香港自治之應對,則取決於各國對支持香港自治之意願和力度,當中尤其涉及美國作為自由世界領袖的地緣政治戰略:美國將採用何種戰略,去遏制中國影響力擴張,而香港在這個地緣政治棋盤上又有何角色?美國會否積極地運用《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下的工具,包括每年認證機制和官員制裁,去介入香港自治運作?美國又會否聯合其他自由世界國家,例如七大工業國集團,在香港自治問題上聯手向中國施壓?我們需留意所有這些變數,以評估自由世界國家對支持香港自治之意願和力度。

香港是地緣政治上的共同邊陲(overlapping periphery),其自治狀況始終受制於大國政治,特別是中美兩國。但香港人作為細小的共同體,如果能團結地、也有智慧地爭取,則仍然有能力影響地緣政治格局 —— 香港人在過去幾個月,就成功做到這一點。

未來,香港人會否鞏固其主體意識,克服來自中國的分化打擊?香港人會否將抗爭更聚焦於中國及其代理人網絡,直接打擊其控制香港之實力和資源?香港人又會否強化其全球民間外交網絡,鞏固自由世界國家對香港的支持?所有這些變數,都會影響未來香港自治運動之動員能力,繼而決定香港人能否在中美新冷戰中發揮「弱者槓桿」(leverages of the weak)

對無國家共同體來說,自治之路必然是崎嶇漫長,過程總是數以十年甚至百年計。但若然香港人決心尋求自治,就必須昂首迎接這個沉重挑戰。《想像的共同體》作者安德森曾寄語,「我走不下去了,但我會走下去」(I can’t go on. I’ll go on.),這應該是香港人在未來漫漫長路上的座右銘。

(撰文:方志恒,《香港革新論》主編;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台灣)》觀點版,特別嗚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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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發表於2019年11月1日 下午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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