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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重提舊文指人大釋法不能貫徹「一國兩制」精神 港府民主成分稀薄《人權法》意義不大

2020-5-21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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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近年形勢急變,不少人認為法治受到侵害,人權受損。《信報》創辦人林行止今日在其專欄,提及他於1990年撰寫、就人大釋法權和香港《人權法》的評論。

林行止在1990年撰寫的文章就推斷,人大常委對《基本法》的解釋幾乎必定難以被港人接受,直言《基本法》解釋權落在奉行與香港體制完全不同的最高權力機構之手,等於以一制的價值標準解釋另一制的法例,不能貫徹「一國兩制」精神。

他當年亦憂慮特區法官在主權移交後能否公正判案,指出1997年以後不僅政治體制的結構複雜化,港人對權力來源的挑戰亦會增加,法官必然會政治化。他認為,「由於駐軍指揮權和釋憲權均在北京之手,法官在先天性上必有維護北京政治利益的潛意識」,屆時香港人理解的法治將成空談,而法官維護當權者的利益後,亦種下民間反政府的禍根。

林行止其時亦有談及《人權法》,認為此法例在香港的意義不大,因為民主是人權的因、人權是民主的果,但香港特區政府的民主成分稀薄,中國理解的民主和香港大不相同,感嘆「沒有港人所理解的民主,又怎能結出港人所追求的人權果」。

他指出,特區政府不僅沒有捍衛政府的軍事力量,在領導人的委任上又受制於北京,預言特區政府無論組織如何嚴謹、結構如何堅實,充其量只能是一個「軟弱的政府」(Weak Government),故此《基本法》和《人權法》都不是保障港人利益的最佳保證。

林行止在1990年的文章建議香港熱心於制憲立法人士,集中力量及禮聘中國專家,對《基本法》和《人權法》「逐條釋義」,規範香港法院對法律條文的解釋範圍,緩解港人因為人大常委擁有釋法權而產生的憂慮。但他強調,「逐條釋義」亦只有在北京走上法治和理性之路時才有些微作用;若北京仍行人治和政治掛帥,則一切立法和釋義,均是「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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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發表於2020年5月21日 下午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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