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清源隨想(重溫版)】使徒行傳|游清源

姚啟榮

-悉尼 Online

曾經任職中學校長,現居澳洲悉尼。做牛做馬之餘,嘗試享受人生,吃喝玩樂。

相約在日本|姚啟榮網誌

2020-9-21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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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上一個貼文某個學生告訴大家有個不愉快的經驗。新學期開始,導修第一課導師安排一個投入課堂的活動,好讓彼此容易溝通和合作。其中有一個提議叫海外學生改一個容易叫的名字。這個海外學子一肚子氣,認為改一個Preferred Name是歧視,是侮辱。好好地由父母起的名字,為了大家容易叫,就不能使用。本地的John和Mary太普通了,大聲喊出來,馬上有幾個人回應。根據資料,澳洲最流行的男性名字是Liam,女的是Emma。不過我工作的部門,倒沒有這兩個名字。Mike有幾個,Elaine也有兩個,都是管理層,提起他們的名字,有時不免要說我們的Elaine或者那個Mike。即使不提及,根據內容,大家也可以馬上調整好到底說的是誰,一點不方便也沒有。至於Preferred Name,純粹是方便。以前只容許姓和名,倒覺得不對勁。後來加入了Preferred Name,卻成為了一個令人不快的理由,實在令人意外。

貼文總有回應。有人就說應該沒有人會強迫別人起一個Preferred Name。即使名字不好記,也不用太緊張令人覺得不舒服。況且這是個令大家投入課程的環節,搞得輕鬆一點就可以了。假使令人產生錯覺,以為不這麼做導師就不滿意,就弄巧反拙了。其他附和的人也覺得可能是個別事件。沒錯,有些人總是那麼笨,那麼刻意,不然就不會那麼多誤會。事實上,有些人的名字真的不容易讀。例如中國大陸學生的名字,我們永遠搞不清楚。尤其部分是一個字,所以同一個班上,就出現數個Zhan的名,Zhang的姓。當然我們憑學生證號碼,分辨他們是誰,所以有了Preferred Name就更加好,而且是他們起的名,自己也喜歡。阿里巴巴的馬雲,英文名不是叫Jack Ma嗎?西方是先名後姓,但王家衞叫Wong Kar Wai,不是叫Kar Wai Wong;周潤發就叫Chow Yun Fat,不叫Yun Fat Chow。本來令人糊塗的姓名,但大家都習慣了,反而並存,而且沒有什麼混亂,的確是進步。而且為了尊重别人,不懂得唸出來,便請個懂得普通話的人教一下,多唸幾遍。畢業典禮上許多得到學位的學生名字都是公開朗讀出來,沒有什麼難事。

許多人以為一個人必定有姓有名,但也見過數個學生,只有名,沒有姓;也有些人一個名既是姓也是名。幸好電腦輸入可以有彈性調整,不然就不能讓學生登記入學。不過許多網上的表格,依然硬性規定必須填寫名和姓,否則不能完成登記。這些網站的負責人可能從來沒想到有些特殊的情況。世界變得太快,不知道是好是不好。所以新州政府在性別一欄中,可以選擇男、女或者non-specific。當然這個更改,不是Preferred Name那麼輕鬆,必須有兩位醫生証明你通過手術,生理上改變了姓別。

改姓改名,必須有一定的法律程序,然後才可以一步一步改變自己的身份。不過隨便改一個英文名的心態,並非奇怪。許多香港人有個英文名,也絕非崇洋。記得我大學時唸日文,上課時用日文角色扮演某些生活環節,給自己改為太郎,同學叫次郎,都是開玩笑性質,反而沒有認認真真改一個日本的名字。証明那時候日本文化的影響,沒有英文的深遠。至於所讀的中學也沒有叫所謂英文中學,反正除了中文中史等主科課本是英文,老師用英文上課。所以中一時聽從同學建隨意改了一個英文名。老師叫了幾遍,自己竟然不懂得回應,証明自己也不很接受,半年下來從此回復自己的姓名。

日文課是大一升大二暑假的三月速成班。不記得為什麼會報名,可能暑假太漫長,自己無所寄託,多讀一門外語對將來工作有好處。這個日文班每天上課,其實半點也不輕鬆。同學不多,有幾個是大一時一同修中國語文的。記憶中陳耀南教授也一同來上這個速成班,當然令大家覺得很意外。在互相介紹時,才知道陳教授即將到日本講學,先來學習一下基本的日文,如此認真的態度當然令人敬佩。

日文速成班是大學的語文中心開辦,有老師四人,包括教日本歌的Chin さん、教會話的にきし先生、田川先生和山本先生。日本人尊稱老師為先生,但にきし先生是個胖胖的的典型日本女人。田川和山本先生都來自大阪日本外國語大學,所以那時候他們都笑着說,你們聽的都是大阪口音,不是東京口音啊。其實如何分辨大阪和東京口音,並非容易。但這幾位老師的確是熱愛教學的人,不然就不能維持我們的興趣三個月。他們也帶我們到真正的日本料理,嘗試用餐,也介紹好聽的日本歌。那時候用的還是卡式錄音帶。上課時播放日本歌來,我們跟著歌詞一起唱。大家的日文都學得快,差不多要把課本完成了。

速成班快結束,文學院的系主任李諤教授有一天來到課堂上,建議我們有興趣的同學修讀在大二大三新開設的日文一科,即使已經選擇了雙學系課程的也可以。於是我們許多人就如此繼續學習日文下去。田川先生和山本先生想家,暑假後就不再回來了。大二的課來了倉谷先生。倉谷是另一類型的老師,教學不甚認真,只顧趁教學之餘在香港玩樂,反而有興趣瞭解我們的日常生活多於教日文。結果大二結束,我們的日文原地踏步,什麼也沒有多學。可能有同學向語文中心投訴,大三那年換了一位新女老師。她由夏威夷的大學轉過來,教學有條理,要求也嚴格。我們終於完成了課程。畢業口試中,田川先生回來了做考官。大家如常聊天起來,好像不是一般的考試。

今天我已經完全不懂日文,只靠漢字中揣摩一些模糊的意思。不常用外語,很快便會把它忘記。但我相信如果努力鍛練一下,還可以有機會收復少許失地。瘟疫過後,澳洲人容許出國,亞洲的地方最接近,除了香港,我還想旅遊日本。那𥚃有我年輕時愛上的異地文化,成為了一部分美好的過去。也許可以探望一下住在館林的日本友人。他現在還在興建兩層高日式樓房,不想退休。上一次到日本,相約到日光見面。原來由館林到日光,要駕車兩小時。這一次,如果我駕車的話,就直接駛往他的家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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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發表於2020年9月21日 下午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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