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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析852│人權律師:《警例》列明 身份證非話查就查

2014-12-14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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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察處理佔領運動時的濫權問題,時至今日,似乎沒有因為被公眾紀錄、揭發和曝光而收斂;繼有法律學者早前質疑,警方動輒指控佔領人士或示威者是「非法集結」,卻是沒有法律基礎,以至隨時令拘捕變成非法禁錮後,警察近晚對旺角的「鳩嗚」團的處理手法,違規違法的情況亦變本加厲。

先在前晚深夜,旺角曾一度有近100人報稱購物再到街上聚集,到昨日凌晨,警方首次在亞皆老街行人路上包圍近百人,指他們涉嫌參與非法集結,要求登記身分證後才可離開。

及至昨晚,鳩嗚人士再被警方動員合圍,同樣要求眾人一是交出身份證登記資料,不然就把拒絕者帶返警署。而結果至少17人因拒絕出示身份證被捕,涉嫌非法集結及阻差辦公,其中公民黨副主席陳淑莊曾在現場,要求光顧警署行動地點對面的「魚蛋粉」商鋪,但警方一度拒絕放行。

須知道,警方連日把處理「鳩嗚」團的手法升級,包括隨時叫停路人及要求他們出示身份證,及紀錄他們的身份證才能離開,就似乎與法例賦權的準則不符。

法例列查身份證兩大原因

根據現行法例,警方可根據《警隊條例》第54條,雖在法例賦權下,擁有截停、扣留及搜查市民的權力,當中包括要求對方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供警務人員查閱,但當中卻有兩大前設。

根據《警隊條例》第54條(1),警務人員是要在「發現任何人行動可疑」下,才可「截停該人以要求他出示身分證明文件」;而在第54條(2),更進一步指出,警務人員「發現任何人是他合理地懷疑已經或即將或意圖犯任何罪行者」,才可「截停該人以要求他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當然,一般市民可能認為,在「警察大晒」的預設想法下,警務人員認為「行動可疑」就是可疑,以至他「合理地懷疑」你可能犯法,就已經是合理理由;但事實上,市民仍可要求有關警察作更清晰的交代。

可要求警察交代理由

人權律師莊耀洸指,市民被警察截查及要求出示身份證時,如果不作配合,會被視為阻差辦公;但其實在出示前,他們有權要求有關警務人員清楚交代理由,「例如第54條(2)講『已經或即將或意圖犯任何罪行』,咁警察咪要講究竟係犯咩法,唔可以單係話懷疑你犯法。如果佢係話你現在『非法集結』,但呢個非法集結指控本身都未必成立,警察用來查身份證,自然就變成不合理,就可以構成濫權的投訴理由。」

事實是,現時警方大規模地指在場逾百人都是非法集結,本身就更顯指控薄弱,「如果係遊行都仲叫有支旗,但大家去旺角行,點證明大家都認識,係集結?警察唔可能大包圍咁話成班人係非法集結,但佢咁講然後要你出示身份證,你又吹佢唔漲,只能詳細紀錄過程,然後事後去投訴」。

5年621宗投訴僅3宗成立

至於要求紀錄身份證資料才可以離開的做法,莊耀洸坦承「法例畀得佢查,原則上佢就可以紀錄」,但對市民來說,就明顯構成白色恐怖,「佢都不過係想阻嚇市民,畀佢抄咗一次又一次,又唔知會唔會告,於是有人之後咪唔敢再去。」但如果是行得正、企得正,人在現場又沒有破獲社會安寧,只是一心一意去「購物」甚至只是旁觀,就算警方最終無理地檢控,最終就只能寄望法庭還個清白吧!

不過,必須承認,就算最後作出投訴,卻恐怕隨時徒勞無功。根據保安局提交立法會的數字,投訴警察課就警務人員涉及截停查問或搜查的投訴,在2008至2012年間,共達621宗,但卻只得3宗「證實屬實」個案,可見投訴成功率極低。但「It’s just the beginning」,或許更詳細地紀錄下警方行使權力的過程、更仔細及禮貌地要求警務人員交代他們行使公權力之理據,假設他們真的是有法不依,以至是公然濫權,便會露出破綻成為投訴的基礎,從而阻嚇無視法紀的警察。

(撰文:范中流)(圖片來源:SocREC 社會記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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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發表於2014年12月14日 下午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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