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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清源網誌│金庸的「兩種新聞工作」

2014-2-17 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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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得困乏仍多情的黃子程教授,讓我可以重溫一代報人查良鏞先生在千禧年的前夕,於故鄉抒發的一番苦心。

1999年10月25日,查良鏞先生以金庸之名,領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之銜,發表題為「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的演說,瞻前顧後,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所謂的「兩種社會」,自然是指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金庸先生一針見血的指出,資本主義的新聞自由「其實是新聞事業老闆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聞工作者非聽命於老闆不可。我在香港做了四十年以上的新聞工作,十分明白所謂『新聞自由』的真相。香港政府的確不能干預報社和電台的工作,事實上也完全沒有干預,但新聞機構的方針政策,卻完全由機構的主持人決定。記者、編輯必須聽命於總編輯,而總編輯必須聽命於機構老闆。他們如果不聽命,老闆即刻可以下令解僱,可以召機構的保安人員進來,將不聽命的工作人員趕出辦公室」。

他更舉了一個十分之黑色幽默的切身例子:「我在主持《明報》時,關於香港回歸後行政長官直接選舉還是間接選舉的問題,和主持編務的編輯主任看法不同,他消極抵制,我並沒有即刻將他解僱,仍保留他的職位,但不讓他處理實際工作了,換一個聽話的人來做(眾笑)。」

看到這裏,相信很多本報讀者都可以即時作出回應,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從事新聞工作,勉強還可以做到「東家不打打西家」吧。這個嘛,寫小說寫人性寫到成精的查大俠豈會不知?所以,當我再一次看到他說,在社會主義中國從事新聞工作「必須服從黨的領導」時,我仍忍不住再一次替他難過。

事實上,雖然金庸先生強調,「如果再遇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之類明顯違反國家與人民利益的大事,新聞工作者有義務搜集人民的真實意見,向上級領導反映。」但他也很無奈地承認,「後果如何,不是我所能說的。」

事隔十四年半,我所能說的,是香港新聞業愈來愈有中國特色,亦即愈來愈多新聞業老闆願與共產黨分享從前獨享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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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發表於2014年2月17日 上午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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