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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析852│警方新指引存六大法律問題 嚴厲執行恐變非法行動

2015-3-21 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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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早報》本周五引述警隊消息,透露上周警方內部發出了新指引,容許警員「更嚴格地」「阻止」任何三人或以上的「可疑集會」,預防集會變成示威活動,新指引來自管理層的壓力,以對未經批淮集會作「預防性」處理,並將在本港各地區立即執行。

網上湧現大量諷刺新指引惡搞創作

古有「三人行必有我師」,在2015年的香港,卻出現「三人行隨時可拉」的荒謬情況。消息指,警方改變原有策略,是源於佔領後的「鳩嗚」行動及連續數周的反水貨行動,故決定若執法人員認為有關集會對公眾安全有威脅,就會禁止任何人參與。指引同時包括,警員可登記集會者的身份證及要求他們離開,若有人拒絕離開,警方就會展開跟蹤行動,拒從指令就會被警方以阻差辦公罪名拘捕。

如此的指引,有侵犯市民集會自由這基本權利之嫌,網上就有大量諷刺警方的惡搞二次創作,反映有關指引,不單引來公眾關注,更令公眾憂慮。

事實上,警方以「仔細執行」為名,其法律根據的賦權,乃是來自是《警隊條例》及被稱為「惡法」的《公安條例》,但如果仔細閱讀有關條文,警方現時的新指引,卻有自行僭建法律授權之嫌,且跟法律的條文精神出現抵觸與矛盾,當中有存在最少六大問題。

解散3人聚集權力限督察級或以上人員

第一,根據報道引述的消息人士,指任何警員(all police offices)都可以防止任何要求3人或以上聚集解散,又指市民如果拒絕服從,會被控阻差辦公。不過,根據《公安條例》第7條,不超過50人的集會本身是不受該規管的;而根據《公安條例》第17條「警方規管集會、遊行及聚集的權力」,就列明「任何警務人員均可阻止舉行、或停止或解散」的公眾集會,僅限於「違反第7條規定下進行」的公眾集會;至於警方如「合理地相信任何公眾聚集、集會、聚會或遊行,相當可能會導致或引致破壞社會安寧」,因而要求停止或解散,根據《公安條例》第17條第(2)款,就只是「任何督察級或以上的警務人員」才擁有的權力。換言之,除非是由督察級或以上的警務人員向聚集的三人提出要求,不然一般的警員、警長,其實都沒有此權力。

第二,警方現時以「三人」為劃界,乃是引用《公安條例》第18條中「非法集結」的權力,過去多用來針對可疑的社團成員。不過,警方以三人為界線,除非有關的三人是已經作出了第18條中的行為,即「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 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不然單是三人聚集在一起,其實是不能構成非法集結,更不可能是犯法的。那麼,警方又憑什麼理由要求市民離開?而如果聚集的三個人已經違反了第18條,警方大可執法拉人。由此可見,這個「三人界線」,本身甚可能沒有法理依據,即警方不能以三人聚集而作出行動,更不能以防止市民非法集結為由,不准市民三人聚集在一起。

未就「離開」下定義跟蹤可變滋擾

第三,警方指如市民拒絕離開,警方就會展開跟蹤行動,而拒從指令更會被控阻差辦公。不過,既然警方能「展開跟蹤」,市民其實已經是有離開吧,如留在現場,又談何跟蹤呢?問題是,警方是如何界定「離開」呢?假如有人在附近一直遊走,及在街頭閑逛,其實已聽從了指令離開了,那警方又憑什麼理由跟蹤呢?而這個跟蹤行動,是否屬滋擾性行為,以至隨時屬非法的行動呢?倘若有市民申請禁制令的話,警方又如何應對?

第四,消息人士指出,新指引是「把重點放在『預防』處理未經授權的示威」(puts the focus on “preventive” handling of unauthorised protests),惟必須指出,「未經授權的示威」(unauthorised protests)並不代表是非法,最少在《公安條例》第7條及第13條下,不超過50人的集會固然不需要經授權,而任何並非在公路、大道或公園舉行的公眾遊行;不超過30人的公眾遊行,都不樣是不受規管的。既然如此,新指引又按何法律理據,阻止市民進行可以是合法但不需要「經授權的示威」呢?

查身份證理據跟解散聚集理由相矛盾

第五,警方新指出提出,會以「要求聚集人士出示身份證及紀錄」作處理方法,以圖起阻嚇作用,而警方自佔領運動後,這個截查身份證的手法早屢見不鮮,雖然曾被質疑是濫權,警方就以《警隊條例》作擋箭牌。不過,如果細閱有關條文,警方反過來以查身份證作處理方式,卻是本末倒置,且跟法例存在矛盾,進一步突顯行動的非法性。

因為根據《警隊條例》第54條,雖然賦予警方「截停、扣留及搜查的權力」,但當中前設是「發現任何人行動可疑」,以及「發現任何人是他合理地懷疑已經或即將或意圖犯任何罪行者」。

問題是,如果警方是因認為聚集的三人只是「行動可疑」,故要求他們出示身份證,那又如何可以再引用《公安條例》第17條第(2)款,認為他們「相當可能會導致或引致破壞社會安寧」而要求他們解散?簡言之,就是警方只要截查身份證,引用《公安條例》要求解散的理據即不攻自破,即不可能認為對方行動可疑下,卻「相當可能」會破壞社會安寧,所以再要求有關人士離開(《公安條例》第17A條)即隨時變成是非法和濫權了。

法庭早為「破壞社會安寧」下定義 

第六,警方今次的新指引,一如近期都以防止有人「破壞社會安寧」(Breach of Peace)作執法理由,但關於何謂「破壞社會安寧」,法庭其實有非常清晰的定義,絕非市民在街頭高叫口號,就是「破壞社會安寧」。

法律顧問、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過去接受訪問時,就曾指香港法庭引用「破壞社會安寧」的定義,主要是參考英國上訴庭約三十年前的案例。上訴庭判詞為「破壞社會安寧」下的定義,就是「如果一個行為會為人帶來實際傷害,或相當可能為人帶來傷害、或令人眼看自己的財產受損害、或令人害怕會因襲擊、毆鬥、暴動或其他騷亂帶來傷害,便會構成破壞社會安寧。」江樂士同時指出,除非其他人受煽動,否則破壞社會安寧本身並不是刑事罪行。由此可見,警方更不能因為認為有人「破壞社會安寧」而要求截查身份證(懷疑已經或即將或意圖犯任何罪行)。

新指引存在如此多的法律問題及爭議,警方如強行執行,換來的後果,可能是有人提出司法覆核,以推翻警方的決定,假如事態發展至如此的一步,警方的執法的威信只會更蕩然無存,更遑論可稱自己是「依法辦事」了。

(撰文:范中流)(圖片來源:蘋果日報、香港獨立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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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發表於2015年3月21日 下午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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