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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玨明

-獨角秀

在香港土生土長,由英殖到回歸再到香港原來已經變天,唔理係左膠定右膠,只知道作為正常人,此時總少不免對過去美好日子心生懷緬。近年不時離港外遊,去玩去做嘢,不用行夠萬里路,已經發現香港自以為很進步,但其實不知鬼咁落後,各地在急起直追,甚至早把香港拋離,但香港人香港政府都好似未知死,眼見香港各樣的不濟,積積埋埋,竟數得心底出愛恨香港的100個理由,實在不吐不快,也提醒自己要認清時勢,千萬不要陶醉在井式玩泥。

陳玨明網誌│愛恨香港100個理由10──They can’t kill us all

2014-3-2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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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陣子,常常寫不時掛在口邊的一句口號,是「They can’t kill us all」,口號出自1970年的美國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學,當年學生抗議尼克遜政府把越南戰爭擴大到柬埔寨,學生與當地警察發生衝突,在驅散抗議學生的過程中,國民警衞軍士兵向學生開火,造成4名學生死亡,槍殺事件觸發全美校園抗議潮,紐約大學學生此時就掛出這口號,以表達當時學生的心情。

每一次看著這句口號,我就想到2012年6月下旬某個下著雨的下午,當時我在台北某條後巷,在其中一幢大樓二樓,那裡有一間燒得焦黑的房間,房外木板上刻著一首詩:「爸爸像太陽一樣,如果有天太陽不見了,我會哭,我會叫,但還是叫不回太陽。」

那是鄭南榕的房間,更正確來說,是鄭南榕自焚後燒焦的房間,雖然隔著一道的玻璃,雖然事隔了近四分一個世紀,但我彷彿仍嗅到那一陣的燒焦味。

鄭南榕的故事是這樣的:他在1981年開始成為自由作家,為當時的《深耕》和《政治家》等黨外運動雜誌撰稿,後來更自行當起發行人,在台灣戒嚴時期仍短暫發行各種黨外雜誌,其中包括由他自行擔任創辦人、李敖擔任總監、陳水扁擔任社長以及林世煜擔任發行人的黨外雜誌《自由時代週刊》,雜誌社口號是「爭取百分之百的自由」,試圖鼓動民主自由風氣能在台灣吹起。

《自由時代週刊》運作了5年8個月,一直到1989年年底停刊時共出版了302期,由於多次批評中華民國國軍、情治機關以及蔣中正家族,因此多次被查禁。後來在種種政治原因,鄭南榕被通緝提告,但他堅持不應訊,甚至公開宣佈「國民黨不能逮捕到我,只能夠抓到我的屍體」,之後鄭南榕開始將自己關在雜誌社總編輯室內,並在總編輯室桌下擺放了3桶汽油並且用膠帶黏著1隻打火機...就在1989年4月7日,警方部署了200人採取拘捕行動,而鄭南榕也在總編輯室內把房間反鎖,然後點燃汽油桶自焚身亡。

鄭南榕的逝世,有人認為是當年以中國國民黨為首的中華民國政府最後一次嘗試壓制言論自由的作為,我不諳台灣的歷史,但當我在鄭南榕紀念館內,我感受到的,是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可貴,深深體會到,台灣今天的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是曾經有人不惜以性命換取回來的;而我生於鄭南榕開始當自由作家之年,成長的香港,新聞自由從來都是垂手可得,就如陽光和空氣,從來都被當成是理所當然的存在。

紀念館內的志工當時見我看得入神,跟我閒聊起來,我透露了自己是來自香港的新聞工作者,更感觸地透露,香港的新聞自由,已經走著回頭路,我怕有天會走到當年台灣的一步,黨禁變得大條道理,新聞要政治正確才能獲准刊登,我看著那一排《自由時代週刊》的封面,就不自覺地怕得流下了淚。志工鼓勵我,縱然害怕,但仍一定要為自由而堅持,要盡全力捍衞。

在愈下愈大的雨中,我踏出了鄭南榕紀念館,離開之時,才知道台北市政府剛於不久前,正式宣布把鄭南榕紀念館所在的那條後巷命名為「自由巷」。

2012年6月下旬,我當時選擇出走台灣休息,因為被工作裡連月的壓力壓得透不過氣,由年初開始一直奮戰,力陳梁振英當選沒有利只有弊,寫下他如何執行四大政治任務,分析他會如果打壓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曾經一度被認為是唐營打手,總之是有理說不清,只能安慰自己,時間會證明一切。

我走進鄭南榕紀念館的那天,日子我其實清楚記得,時為6月21日,就是這一天,梁振英被揭發家中有個僭建花棚,而他更成功捷足先「知」,以至可以「處理咗、唔存在」而把僭建提早清拆了。

雖然「They can’t kill us all」,但我相信香港人絕對不想有天要目睹有人需要為捍衞新聞自由而犧牲的,所以當天開始黑了,就讓我們一同站穩,一同撥起雲霧重奪那一片青天吧!(陳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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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發表於2014年3月2日 下午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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